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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寒假民办教师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
 
寒假调查报告  加入时间:2012-02-03 12:30:48  admin  

      调查时间;2012年1月

  调查地点:北京市昌平区某民办打工子弟学校

  调查内容:关于寒假民办教师生活状况的调查

  调查方式:亲身调查

对刘顺军来说,   近一个半月的寒假是个“漫长的噩梦”。因为放假就意味着“失业”。

在同乡眼里,刘顺军的职业很体面。作为教师,他本可以有着稳定的收入,还能享受两个带薪假期。但在北京市昌平区某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的他,寒暑假期间得不到学校的任何工资和补助,“就像放羊一样,撒开手不管了”。

一个月前,校长对刘顺军和其他教师说,“该放假了,大家提前找点活儿干干,假期后再回来。”这样的“放羊预告”他已经听了4年。同事中,也有一些人在假期能拿到补助,三百到八百元不等,而拿到钱的,通常是资历比较老的。

近一段时期,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备受公众关注,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一群体。作为专门研究流动儿童教育的学者,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嘉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,就打工子弟学校而言,教师至关重要,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一直未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,在一定程度上,他们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群体。

学校不和教师签合同,“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”

和刘顺军有类似遭遇的教师不在少数,他的同事中还有四人也选择寒假留在北京打零工,有的发传单,有的干促销。刘顺军说,除了做家教以外,他很难找到像样的兼职,而他这种非名校出身的教师,在补课市场上也没什么竞争力。

这天下午,刘顺军和朝阳区某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崔正全一起去找兼职。路上,崔正全告诉记者,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不过是一群以教书为业的特殊打工者,和大部分打工者一样,“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”。寒假期间除了像他们这样留京兼职的,选择回老家报考公立学校、准备自考寻找更好出路的也大有人在。

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八九年的崔正全说,他从未和学校签过劳动合同,却一直顶着学校“正式”教师的帽子,说白了就是“打黑工”,“校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”。

韩嘉玲做过的一项调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。调查显示,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几十名教师,没有一位与所在学校签订过劳动合同。韩嘉玲还发现,在这些学校,校方可以随意解雇教师,教师请病假要自掏工资请人代课,学生管理工作不到位就被学校扣工资。

马生杰目前在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学,他从事这一职业已经9年,其间换了3所打工子弟学校。现在,他还记得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学校应聘的情景。

2002年,学习幼师专业的马生杰从职高毕业。当时北京的幼儿园只招本市户口的教师,从山东来的他难在学校找到用武之地,便打起了散工,在西单送外卖,在批发市场送菜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马生杰看到一所学校的招生简章,上面赫然写着“招聘有经验的老师,户口不限”的字样。他立即就跑到了学校,看到的是矮矮的围墙,几乎要倒塌的平房,还有坑洼不平的操场,一刮风就黄土满天,下雨则泥泞不堪,“就是我们农村的学校也不至于破落成这样。”

“咱一个月工资多少?”马生杰向校长提了最后一个问题。

“这个,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来定,有多有少,你先来上班吧。”听校长含糊其辞的语气,他也不好再问。

后来,马生杰明白过来,他和学校的劳动关系仅仅是口头之约,没有任何书面合同,而所谓“根据老师个人的能力”,则是在每月950元工资的基础上,由校长个人决定。

平均工资仅千元左右,大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险

头一年上班,马生杰对这样的“口头”规则还不是很熟悉,看到北京市出台一项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上调300元的政策,很兴奋。月底,却见校长放在他手上的工资还是1100元,便提高声音说,“不是要涨300块吗?”

校长先是笑笑,拍拍他的肩膀说,“咱们不是公家的学校,他们涨,我们可涨不了,再说,咱们又都不是正式编制的教师。”

根据韩嘉玲的调查,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月平均工资是800~1000元;2009年,被调查的学校中有49%的教师收入低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水平800元,这与北京市2008年的职工月平均工资3726.25元相去甚远,甚至不如北京市家政工的月平均工资1200~1800元。假期不发工资是一个普遍现象,“这已经成了打工子弟学校不成文的惯例,只有个别学校会补贴教师200元的生活费。”

2010年年底,“教师之家”、“农民之子”两个公益组织一起进行的一项有关打工子弟教师待遇的调查显示,在参与调查的81位教师中仅有1位有三险(失业、养老、医疗),1位有两险(医疗、养老),其他教师均没有享受任何保险。

在这样的待遇下,教师的教学任务却不见减轻。崔正全的妻子王艳和他在同一所学校任教,除了担任班主任,她一周还有26节课。这26节课中,除了带本班语文、数学课,还要带三到六年级的英语课。而她带班的人数一直不下30人,最多的时候是45人。王艳一天要批改几百本作业,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。

王艳和和崔正全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平房,每月房租400元。房里只能放下两张床和两个小桌子。桌子上放满了作业本,床头的墙上有两个拳头大小的窟隆用旧报纸揉成团堵着。

“农民之子”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他们的问卷调查显示,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每周平均要上24个课时,平均每班人数47人,平均每天在校的时间是9.79个小时。

上课并不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全部工作。

赵俭竹今年已经66岁,2000年来北京后一直在打工子弟学校任教。“除了上课,每天还要负责接送孩子。”赵俭竹说,他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早晨5点多起床接学生,下午4点多开始送学生,“以前没有校车,有时要走十多公里把孩子送到家。”

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家长工作时间大多不固定,有的甚至半夜起来拉菜,所以,与公办学校相比,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还要拿出更多的时间用在看护孩子上。

韩嘉玲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。她发现,课时多是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共同现象,多数教师每周要上20~25课时,部分教师达到25~30课时,调查中最多的有32课时。这些教师平均每天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达9~10小时;有的教师还要承担接送学生的工作,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。

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“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”

“干得多、挣得少”,这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活写照。因此,教师流动性大成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常态。

刘顺军告诉记者,他所在学校的教师一个学期能走一半。赵俭竹说,他基本上是两三年就换一个学校,有的是因为“学校拆迁”、有的是因为“自己搬家”,还有的是因为“学校实在太欺负人干不下去”。

虽然待遇差,但对不少人来说,他们“只能干这个”。

“在老家我就是个民办教师,1971年就是了。”赵俭竹说,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年龄较大的不少曾经是“老民办”,对教育有感情,而且“除了教书咱也不会干别的”。

对于年轻人来说,留在打工子弟学校则是不得已的选择。

刘喜峰在打工子弟学校已经“熬”了四年,这期间,他还常常担心拆迁的到来。“警察走了,城管到来;送走城管,警察又至,每次闹得人心惶惶。”去年9月,他所在的海淀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接到了被取缔的通知。

住在学校附近的城乡接合部,刘喜峰晚上改完作业,常躺在床上抽着烟,考虑第二天的课怎么上。有时下意识地碰到了腰包,便猛地从床上坐起来。这时,他脑子里常常闪过家人劝他的话,“去工地上干活不比教书挣得多?”

刘喜峰想得很清楚,只要一有更好的去处,他便一走了之。但目前,刚刚28岁的他仍渴望在这个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多锻炼几年。毕竟,当初在他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,是这里“收留”了他。

杨成2004年还是河北唐山的一名在编教师,因当地“生源严重不足,教师编制过剩”,教师下岗不可避免,他便带着孩子来到北京,辗转来到现在的打工子弟小学。

说起工资待遇,刘喜峰和杨成不约而同叹了口气。刘喜峰说,这就像包工头和民工的关系,一些校长“给自己留着大钱”,对外称学校亏损,一把鼻涕一把泪说“苦一些,都是为了教育,为了孩子”,却用小钱招三四个教师来,教几百个学生,并把教师的工资压得很低。

杨成所在学校的校长是他的表舅,平时待他很客气,但发起工资来和对其他人一样。这位校长说,虽然教师很辛苦,但他们流动性很大,学校一共16位专职教师,平均一学期就能走一个,“我在假期里发了工资,开学你跳槽了怎么办?”

这位校长还告诉记者,即使在这样的待遇下,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想来他的学校做教师,有的是因为在其他地方难以进入教师编制,找个跳板暂时歇脚,工资不多没有保险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;还有的根本不善于教书,是生活所迫,出来混口饭而已。

韩嘉玲的调查显示,有至少一半以上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具有教师资格证,但即便是“有证”也一样打黑工。曾有人问刘喜峰,“你也有教师资格证,咋不和学校打官司?”他总是沉默不语,“官司要打肯定能赢,但赢了之后饭碗就保不住了,拿到手的赔偿款还没有一个月的工资多。”

“我也知道钱少、没保障,但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”。刘喜峰说。

师生关系难理顺使教师很难产生职业成就感

除了课时多之外,刘顺军的另一个压力来自学生,“学生多,差异大”。

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实行包班制,即教师担任某一个班级所有课程或主要课程的老师。刘顺军教四年级一班的语文、数学、音乐和美术。这个班63名学生,有50多名学生常年跟随父母“南征北战”,居无定所,成绩悬殊大,最好的能考到98分,最差的则是零分。“人数多,想给他们补缺补差一时都无从下手。”

最难的还是给学生们上课。这些孩子来自天南海北,有的是初次出远门,很多知识他们闻所未闻;有的是满口方言,不会说一句普通话。刘顺军经常遭遇的情况是,他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,下面的孩子们却一脸茫然。

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大,学生的流动性也很大,每到学期末便会有学生跑来问刘顺军,“老师,下学期您还在吗?还教我们吗?”

“两个流动性大加在一起对孩子的正常学习影响更大。”这也是韩嘉玲研究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的原因所在。

不少教师认为,他们和学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,但是和一些家长的关系却有点“紧张”。马生杰说,他们学校去年一个学期就被家长气跑了两个老师。

今年36岁的楚云花在北京大兴区某打工子弟学校任教,她在家乡时学过幼教,所以,在这个学校教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数学和语文。“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能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的,但是拿回家写的作业乱得简直认不出来。家长根本不管孩子的学习。”

马生杰晚上偶尔会去网吧查些资料聊聊天,总有一些熟悉的学生在看到他以后,箭一般地溜出去,还没等他认出是谁,就已经消失了。

为了让家长督促学生写作业,马生杰要求学生的作业本上必须有家长的签名。有一些孩子模仿家长的笔迹被他识破,但在和这些学生聊天后,马生杰发现,有的竟是家长懒得签,让孩子代签的,也有一些是家长自己签,但也仅仅是签个字而已,并不会在孩子旁边看孩子做作业。

不过,要是孩子的身体有个磕磕碰碰,家长便会较起真儿来。一次,马生杰班上两名女学生在课后因为一块橡皮先是吵了起来,随后便打在一起,矮个头的学生不小心磕在地上,把门牙磕掉一小块。马生杰带学生处理好伤口,接着通知家长来。


看到马生杰,受伤学生的父亲上去就是一顿吼,要求把另一个学生交出来,“我道上有人。”马生杰再三解释,这个家长却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,“如果今天受伤的是你女儿,你会怎样?”

打工子弟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,治安相对较差,同时学生家长的人员构成也相当复杂,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难度。再加上不太顺畅的师生关系,也使得这些教师很难产生职业上的成就感,这使不少因心存教育理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更加感到困惑。

马生杰那次和学生家长的冲突,后来在学校附近的诊所里僵持了半个小时,最后还是因为马生杰一句“孩子的医药费我来垫”,整个事件才得以平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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